有下列六個大方向上的觀察。首先是關於華僑研究，一般研究者區隔中國研究與華僑研究，但是華僑從文化上看待當地國不同於從政治上看待當地國，從文化上面對當地國，是透過某種中國身分從中心往邊陲看，但從政治上面對當地國，是以少數民族公民身分，且被視為某種中國代理人的印象中，從邊陲往中心看。所以華僑的中國認識與當地國的中國認識相互所影響，各自又受到他們同中國的相互關係所影響。 其次，是關於近代史的延續與斷裂的反省。一般日本的當代中國學敘事，習慣居於戰後的位置看待戰前的中國研究，因而對戰前提出思想脈絡中發生轉向與斷裂的問題。本研究重建戰後中國學研究與戰前中國認識之間的延續性，則關於戰前思想界所謂的斷裂，並非真實的斷裂，而是體現日本思想界因應現代性衝擊採取了不同方法，輪流在不同時期或情境中受到思想家的青睞。 再其次，是反省關於英語文獻對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的敘事：一般認為西方主義就是東方主義的對立面。本研究團隊指出，在日本中國學文本中關於自我的身分意識，並非真的從與中國在本質上的差異為主，而只是以西方為文化中心，並試圖臨摩西方中國認識中的東方主義，因而不同於東方主義。 第四，是發現自我身分與自我觀感的區隔，以身分為主時必須建構差異，且身分內容跨越時空均一致，以觀感為主時必須消弭差異，且觀感總是因應情境而調整。一般英語文獻作者本身大致有其身分意識出發，也假定此一身份不隨研究對象而轉變，因此在決定如何選材或寫作角度時，多數追求在某種普世的理論框架或法則下，從差異界定中國。 第五，回溯歐美學術界對西方中心或歐洲中心的中國學產生反省，並要求建立中國中心的國學。本團隊發現，海外華裔學者與臺灣學者面對這種中國中心的呼喚時，一種是以社會主義國情為內涵，另一種是以歷史文化為內涵，都足以對歐美國學採取批判。但由於社會主義改革的國情論與歷史文化的內戰史觀區分成兩種視野，使得中國中心的知識社群在過去難以形成。 最後，新近流行的亞洲主義對中國中心問題意識則有消解作用，是屬於東亞知識界去中原化的本體論嘗試，將原本的中國放進亞洲觀察，使得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身分被超越，並在亞洲化之後成為各種村落、城市、區域之類的分析物件。亞洲化方法論一方面抗拒了歐美中國學視中國為觀察單位的本體論，延續了某種抗拒西方中心的情感，而另一方面又可以幫助每個東亞中國學的研究社群回避各自所屬政治群體與中國之間的政治問題。